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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 官 窯
相同造型出戟尊保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高16.4cm，高底有“奉華”二字，但沒有鑲銀口。被世人稱為稀世之珍寶。柴世宗理想釉色是“雨過天睛雲破處這般釉色做將來”。可惜壯志末酬，英年早逝，而自己最珍愛釉色的瓷器並未見到，魂歸太虛。後世的人一想到“雨過天晴”，就代表瓷器最珍美釉色。“雨過天晴雲破處，這般釉色做將來對後世的制瓷影響至為深遠，各大名窯都在試製這種美好柴世宗理想的瓷器釉色，一百多年後由河南汝窯和鈞窯試製成功。從現代的科學考古，大江南北，全國各地除河南省汝窯和鈞窯以外，就修內司官窯發現這種美好的天青釉色的殘器。
汝窯的興起和汝官窯的建立
北宋公元九六零至一一零一年微宗繼位前，宮中用瓷是派官監製定瓷。從傳世定瓷中發現，其無論是裝飾內容、銘文以及特殊的金、銀裝飾，都代表宮中用瓷的特點。北宋建國以後，宮中用瓷絕大部分是定瓷。還有地方向宮中進貢制度。
宋神宗熙甯元年（公元一零八六年），距錢氏吳越國滅亡一百二十六年，浙江省上林湖越窯衰落了。《宋要會》，食貨第六：諸郡進貢，熙寧元年十二月，尚書戶部上諸道貢物……越州……秘色瓷器五十事，越州官在當時只能挑選當地越器五十事，少得十分可憐。
為 北宋宮廷燒造貢瓷還有耀州窯和景德鎮窯等。宋•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三有：“耀州華原郡土貢瓷器五十事”的記載。《宋史•地理志》卷八十七志四十亦記載有：“耀州……崇寧戶一十萬二千六百六十七，人口三十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五。貢瓷器”。
北宋的中後期，趙佶當皇帝以前，北方汝州青瓷（大家請注意汝州二字，而不是汝窯）試製成功聞名於世“雨過天晴”的天青釉。這肯定引起朝野的高度重視。這個歷史時期宮中非常可能也用汝州青瓷，但是苦無文獻記載，這只不過是一種猜想。什麼事情除了戰爭和突然事件以外，都是循序漸進的，汝州青瓷的發展和以後成為北宋的官窯也是這樣。
汝窯名稱的來歷，是南宋末期人顧文薦，葉真的著作《負喧雜錄》、《坦齋筆衡》中的記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窯器，名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致，釉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 壇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
《離綠》、《筆衡》的內容系統，翔實是我們研究宋代官窯瓷器的重要理論根據，其中涉及汝窯部分是本文重點要研究的部分，同時被現代窯址發掘者證明是，是可靠的歷史文獻資料。
研究北宋末期徽宗時期藝術產物，一定要聯繫徽宗本人的本性，因為他是一位藝術家。藝術家不管是古今、中外都是社會中怪傑，決不按常理出牌。藝術家如果掌握權力，就會出現許多怪誕。鮮有不敗家和喪國，徽宗是歷史亡國之君表表者。
徽宗當皇帝，在政和間“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徹底改變宋朝歷代宮中用瓷制度，為以後的中國歷代宮中用瓷制度，樹立了理論和事實的依據。
那麼政和前宮中用瓷是那裡產品呢？請看《雜錄》、《筆衡》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窯器”。“有芒”：本文在上篇已有解釋，不贅。汝窯瓷口沿無芒為什麼口沿仍然鑲扣金、銀、銅口沿呢？顯然鑲扣金屬口沿和有芒、無芒無關，而和宮中用瓷有關。“不堪用，遂命汝州造窯器”。不堪用是皇上對定瓷嚴厲的指責用詞，從現代人審美眼光來看，說定瓷不堪用是有違天和，但是徽宗是有權力的藝術家，審美標準高，審美風格苛刻。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不喜歡白瓷而喜歡青瓷。
趙佶是一位信奉道教的皇帝。道家崇尚自然、含蓄、質樸的審美觀。青色幽玄，寂謐、正是道家所熱烈追求自然情趣。
在北宋末期的陶瓷製作，熱衷于玉的效果，釉色滋潤，寶光內蘊，尤其是當時追求理想的釉色是“雨過天晴”。
青綠色的玉器是碧玉，是翠玉，是玉器中的精品。青綠色的瓷器當然是瓷器中最美好的釉色，也只有汝窯的釉色才能努力達到理想的釉色“雨過天晴”。這是趙佶棄定用汝最重要的原因。
公元一一零一至一一一一年大觀到政和年是命汝州燒造青窯器階段，也就是派宮監窯燒造階段。
南宋人周輝：《清波雜誌》“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供禦撿退方可出賣”。所以說這個階段的汝州窯是派官監窯燒造宮中用瓷。監窯官把合乎宮中要求釉色、造型、藝術風格高超汝瓷全部押解進京，不合格的汝州窯瓷是可以出賣。汝窯的發掘者清楚的造訴我們，官窯階段不合宮中規格的汝瓷全部被處理掉，挖坑埋起。
因而汝州土諺才有“魯山到段店，一天進萬貫”。這個時期，京師仍未自置窯燒造，同時不可能有汝官窯窯址。
皇帝命汝州造青窯器，是在汝民窯技術發達的基礎上燒造的。什麼叫做命，中國人都知道什麼叫皇帝。中國人的皇帝的命，就是聖旨，聖旨就是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任何地方官，任何人、任何窯場主都須無條件地奉行。這就是隨命汝州造青窯器的開始。在這個當時，河北、唐、鄧、耀州都在造青窯器，比較之下還是汝窯燒造質量最好，這就是‘汝窯為魁’階段。不相互比較，怎有為魁之說。
宋徽宗考慮建立官窯，必定和朝中大臣商量，把天下各大名窯的產品釉色美麗，燒造技術等提出對比，發覺還是汝窯釉色為最好，技術最高。因而才有“汝窯為魁”記載。當時的大臣們也曾考慮浙江的處州龍泉窯，宮中認為處州龍泉窯“質頗粗厚”，不宜作為官窯。如果不是官窯興建前的考慮階段，《筆衡》不可能無端端在其中突然插上一句“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窯質頗粗厚”這句話。最後決定皇家自己建官窯生產青瓷的時間是政和年。窯場當然是燒造青瓷第一為魁的汝窯。
我們需要嚴格審視古文獻文字定義，才能不至于曲解古人之意。“京師自置窯燒造”的京師二字，和故都，本朝，宮中，禁中，故京等字定義相同，都時權力的代名詞，而不是代表地名，這點萬萬要和明、清的文獻嚴格加以區別，才可以擺脫明，清文人對古文獻理解謬誤，文字理解的謬誤必須嚴格加之糾正。
現代人如北京發言人、東京發言人等，不是北京、東京人在說話，而是代表中國、日本最高權力的意見，道理是一致的。
“自置”二字就好解釋了，這二個字的定義，凡是讀過幾天書的學子都一目了然，“自己買的”、“自己設立”，自己建立等都屬自置範疇。
現代的汝窯發掘者清楚告訴我們，汝官窯碎片和周邊的民汝窯的碎片都是孤立的存在，壁壘分明。這說明汝官窯的生產，不是建立派官監窯階段民窯基礎上，這恰恰說明“京師自置窯燒造”，建立自己官窯在生產。當時在官窯生產汝窯瓷的專家和技術人員，招集當地技術人員，利用當地胎土，生產自己官窯器。所以汴京不存在所謂的“汴京官窯”。承認汝官窯，就不存在汴京官窯，因為“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古文獻只出現一次，要麼就是汝官窯，要麼就是汴京官窯，一次在古文獻的記載不能二用。根據中國考古的發掘，只是存在汝官窯的遺址；而現代中國學者說汴京官窯在黃河下面是死無對證的假說。
徽宋的政和年間，當時的汝窯取的得前所未有青瓷成就，汝州青瓷的釉，是以瑪瑙末入釉、寶貨興發，在這個當時徽宗把汝窯的青瓷列做寶貨，徽宗皇帝賜名寶豐縣大營鎮為“興寶鎮”。可見當時皇帝心情是非常興奮的，汝窯的高度成就，可稱為寶貨的汝窯，被皇帝壟斷起來，即“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官窯階段。
（雜錄）、（筆衡）“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的記載，和宋代文獻記載：徐競宣和五年出使高麗，當年回國。他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在陶尊條中云：“皆竊仿定器制度……”。在陶爐條中云：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文中，越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在文理來理解，兩者燒造的時代不同，一稱古一稱新。所謂汝州新窯器，就是指汝官窯階段的瓷器。
我們不能理解為越州存在新秘色，但是我們可以理解汝州存在舊窯器，就是官窯的前身。事實上我們確實發現汝瓷中兩種風格不同的品類瓷器。
宣和五年是北宋滅亡前二年，徐兢出使高麗的記述是呈皇帝閱覽的，無論是從史學的角度出發還是從歷史的記事來考證，是絕對可信的資料。徐兢的汝州新窯器，無疑是指“京師自置窯燒造”的官窯新階段的產品。
鄧城寶先生在他的《汝窯及寶豐縣窯址》一文中指出：“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汝州新窯器很可能就是指的“汝官窯”之產品”。但不知鄧先生為何不加以論證，是否鄧先生的理論和其他專家理論發生矛盾，或是有其他苦衷。如果鄧城寶先生論點不錯的話，也就是說，北宋的徐競一一二三年出使高麗回國後看到的汝州新窯器，就是北宋汝官窯器。那麼，一一二三年汝官窯當然生存，在造新窯器，這符合歷史事實。汝官窯就是北宋的官窯，徽宗不可能再去汴京建立一個不如汝官窯青瓷二、三流瓷窯。因而說明“汴京官窯是一個烏虛子有的官窯”。
南宋人，陸游《老學庵筆記》：“故都時，定器不入禁中，唯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
陸游以肯定語氣強調了北宋皇宮唯用汝器。如果有汴京官窯，陸游不會說惟用汝器，而是惟用汴京官窯器。
結合汝窯為皇家派官監燒宮中用瓷，和自置窯燒造官窯器的兩個不同歷史階段，徐兢的汝州新窯器是指官窯生產階段的官窯器，和汝州燒造貢器相對而言的。
寶豐縣大營子清涼寺從一九八七年起經過六次鑽探和科學發掘，最後被證明是汝官窯遺址。但是被發掘了汝官窯址還有一點還不明白。“元豐通寶”錢幣的發現不能絕對證明汝官窯上限是在公元一零七五至一零八五年。元豐通寶的發現好如人民幣七十年代版和二千年版的區別，不足為憑。研究汝窯的學生需要知道，官窯瓷片和民窯瓷片的堆集壁疊分明，汝官窯建立是獨立的，這樣才能真正體現“京師自置窯燒造”汝官窯階段。雖然汝官窯已被確認，筆者是贊同的，但是河南的魯州（汝瓷）窯場和寶豐縣大營子清涼寺爭奪汝官窯遺址，魯州也不可能沒有證據；這應有合理的解釋。因為世上確存在汝窯瓷兩種不同風格傳世品。而被後人認為是“藍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罄”的理想汝官瓷。以及純手工製作工藝品類。現代學者對汴京官窯存在爭論
汴京官窯是否存在出現的爭論，不是汴京官窯是否存在的問題，而是存在與否理論上爭論。根據‘存在派’意見，,窯址在黃河下面，死無對證，爭論就顯得無力。但在理論上要爭論清楚，免得遺害下一代。
汴京官窯：不見於宋、元、明等文獻的記載，尤其是宋代有很多學說記載各著名的瓷窯，不可能不記如此著名的汴京官窯。技術鑑定理論又不見宋、元、明、清等以何種理論為依據；清代以後和現今的學者只憑京師自置窯燒造一句話，在那裡緣木求魚。引起爭論是建國以後古董商出身和民國時期文人學派多堅持“汴京官窯”存在論。其中最具代表人物是陳萬里先生。陳先生的《青瓷史略》對後世及他的學派影響極其深遠。
陳萬里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指出：關於記載“北宋官窯”的文獻雖則有些，但都語焉不詳……。現只知道“汴京自置窯燒造……”。這種寫法是厚道的。什麼叫“語焉不詳”，用白話說就是“稀里糊塗”；陳先生在論及汝窯、汴京官窯時，筆鋒一改，稱汝官窯在北宋徽宗時期政和年間被北宋官窯代替。也就是說汝官窯取消了；他們根據是北宋徐競《出使高麗圖經》中一句話，“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窯器大概相類”。陳先生說：“汝州新窯器是大觀以前汝州燒製的”。這純粹是“語焉不詳”，沒有任何根據。所以說研究古陶瓷要走自己的路，多重視本時代文獻，少依靠明、清、民國和民國時期進入新時代，荒誕學說。要想信他們文獻學說，“死了連褲子都穿不上”。
汝官窯的發掘者最大一個幣病是沒有清楚告訴我們汝官窯毀於何時，是徽宗的崇寧五年，還是宣和七年。是汝官窯先毀，還是民汝窯後毀。根據發掘者說，官汝和周邊民汝壁壘分明，筆者認為，官汝和民汝是同時毀亡的。那麼問題就產生了。一、 官汝和周邊民汝同時毀於金兵入侵，年代是北宋滅亡之時。因而不存在北宋官窯（汴京官窯）取代汝官窯地位的歷史事實。汴京官窯因而不存在。
二、 如果無意指出汝官窯的下限，我們應當求教於發掘者汝官窯是何時毀滅的。
三、 如果發掘者有意不指出汝官窯的下限。那麼我們可以猜想，汝官窯在金兵入侵時毀滅的話，在徹底發掘汝官窯以後，事實證明，北宋官窯存在的理論，就全軍覆墨了。這個學派人數眾多，也不足說明，汴京官窯存在事實。這是很正常的事情，為什麼要考古，考古就是為了歷史的真象。
否定北宋官窯（汴京官窯）存在學派是求是派。主要依據是宋代文獻記載、現代科學考古、高科技測試等。文獻記載“惟用汝瓷”；對於明、清和民國等文獻態度要謹慎。汝官窯不論在宋代和今天都認為是最好、最美、造型古拙、釉色理想，就宋徽宗的脾氣對藝術品味之苛刻，能捨去好的瓷器不用，而去用三、四流所謂汴京官窯器嗎？
北京大學苗建國先生發表于一九九二年，第三期故宮博物院刊《古陶瓷產地判別的科學研究》指出：他利用中子活化分析的方法，證實所謂傳世的汴京官窯作品與效壇宮窯標本產地，應在一處。因此得出汴京官窯並不存在的結論。
古今的文物行和文物學術界，從來都是自以為是固執己見。很難改變錯誤觀點，不管是拿出多少論證，都不易改變。北宋的汴京官窯就是這樣。但是，認為汴京官窯存在學者的學術理論，就不令人信服，露出不可磨滅的破綻，從而被研究古陶瓷的學生發出疑問，如果南宋修內司官窯和郊壇官窯都是“襲故京遺制”的話，那麼南宋的官窯就應當襲“汴京官窯的遺制”。
從歷史的變遷程序來看汝官窯在先、汴京官窯在後；但是他們的筆下都講的是“襲汝窯遺制”，因而前後矛盾，自己否定自己所謂的“汴京官窯”的存在。實際上南宋修內司、郊壇官窯的科學發掘證明，修內司官窯器的釉色，各種品類、造型、支燒、口沿棱角微帶粉紅，是和汝官窯一脈相稱，“襲故京遺制”是汝官窯而不是“汴京官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