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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內司官窯─郊壇官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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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位於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南宋時期杭州古稱臨安，南宋時曾是政治文化中心，名勝古蹟舉世聞名；風景如畫，著名的文人墨客，留下不朽的篇章；美人才女風騷留世，可謂人傑地靈。人才輩出，治國、治世、文彩、美人各分秋色。最令人注目的是浙江的紹興，歷史著名的“紹興師爺”多計多策，一字可以成災，一字可以免禍，玩中國文字於掌股；另一個是聰明的浙江人文化藝術的創作，在中國歷史上首屈一指。著名的唐代、五代越州秘色瓷，全國第一，影響國內外；北宋、南宋瑩潔、美麗的龍泉青瓷被宮中錄用，南宋時期的修內司、郊壇官窯為世所珍，元代的哥窯也是宮中用瓷的重點之一，“絕類古官窯”。在不同歷史時期，浙江的五大名窯，其中越州秘色瓷、修內司官窯、郊壇官窯，列當時全國製瓷業的首位。除北宋時期的汝官窯外。相對的比較，在中國陶瓷歷史上，浙江製瓷業佔有領導地位。
上海之行
去杭州一遊，是筆者夙願，尤其是郊壇、修內司官窯的科學發掘以後，希望能杭州一遊的心情越來越迫切，尤其是筆者曾著《修內司官窯》一書，去杭州苦無機會。
今年三月收到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有關中國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研討會邀請函，去參加這次由中科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舉辦的中國古陶瓷科學技術國際討論會。這樣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每四年舉辦一次，與會的有美國、日本、俄羅斯、東南亞等國家著名的古陶瓷研究有貢獻學者和專家，以及中國、台灣、香港，和全國各地對中國古陶瓷研究優秀的工作者。這是全世界中國古陶瓷研究者一次盛會，很慚愧，筆者在被邀請之例，倍感殊榮。筆者在這裡鳴謝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李家治教授、陳士萍先生、黃雋先生，還有其他先生；同時也鳴謝香港政府、香港藝術發展局多年精神和物質的支持，深表感激。
因為第一次參加這樣中國古陶瓷國際科學技術討論會，心情惶恐不安，因為筆者對中國古陶瓷的研究，也只是膚淺的功夫，沒有什麼卓著的貢獻。另外就大會程序也很模糊，所以決定去上海一遊，熟悉一下情況，臨行前給浙江大學周少華先生打一個電話。
周少華先生是浙江大學副教授，對中國古文物研究資深學者，對中國古陶瓷的文物學、考古學和利用高科技鑑別古陶瓷真偽集一身功能的專家式學者。在一個很偶然也很巧然的情形下認識周少華先生。這是二千零一年的十月，周先生被香港城市大學邀請來香港學術交流國內的學者之一，周先生甫下飛機由黃雋先生陪同直接來到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實驗室。正好筆者也在香港城市大學物理及材料實驗室做有關宋代建窯鷓鴣斑、油滴天目EDXRF熒光高科技測試。大家自我介紹時，得知周先生是浙江人，筆者順口就開了一個玩笑，“天目山的朋友來了”，因為宋代的建窯鷓鴣斑、油滴天目和浙江的天目山很有關係。當場周先生給了一張名片，所以臨去上海前懷著僥倖的心裡給周先生打了一個電話。誰知電話中周先生表示十分友好。到了杭州一出車站，見到周教授親來迎接，心中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到酒店以後，周先生徵求我來杭州時間的安排。首先我提出，今晚和杭州文物界的朋友共聚晚飯；因為和文物界的朋友交談總離不開文物的題目，做為筆者文物學的學生，肯定受益匪淺。因為時間太晚相約，有的朋友另外有事，沈月明先生去北京公幹，後來沈先生由北京趕到上海一聚。晚飯只有姚桂芳大姐三人在一起，姚大姐六十多歲了已經退休，他們說起浙江省，杭州文物精辟論斷真是令人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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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參觀一下修內司官窯的出土殘器和瓷片。第二天上午將十時我們乘車去杭州市文物保護、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歷史博物館受到考古室主任唐俊傑先生的熱情接待。
說句真話，臨行前已有朋友告誡我，台灣、日本、香港有很多朋友圖先賭修內司官窯殘器和瓷片為快，都怏怏而回。筆者幸能親手親眼觀賞修內司官窯殘器和瓷片有份榮幸感覺，不免對周先生和唐先生的關照和支持，產生無限的謝意。“秀才人情紙半張”，本人又不是秀才，只好用“多謝了二位先生這份銘記於心的情誼”。
第三天周先生去杭州著名“樓外樓”飯店請我午飯，心中不免有懷古之情的惆悵。飯後我們直奔上海，估計時間可能五時左右達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陳士萍先生正在等我們了，近年的上海經濟起飛，路上各種車輛十分繁忙，七時前抵達研究所，陳先生仍在苦候我們，心中油然產生一種歉意。晚飯後陳先生又贈送五本書《中國古陶瓷國際討論會論文集》，其中一本有陳先生親筆簽名；真是大喜過望，十分感激。這幾本珍貴資料，在市場上根本無法買到，竟唾手可得，真使人開心透了。這幾本書是研究中國古陶瓷的學生必讀課程，在今天中國古陶瓷研究，‘眼學’和高科技相結合的時代，不讀這幾本書，就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古陶瓷的研究者。
上海的第二天上午見到李家治老師，李老師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又是國內外知名學者和教授。沒見到以前，心中感到李老師可能是位高不可攀，嚴肅而又高傲的學者，誰知李老師已八十多歲，耳聰、目明，思路敏捷，記憶力毫無衰退，身體十分健康。那種平易近人，性情爽朗，談笑風生，哈哈大笑，可能是李先生長壽的原因。臨別時李老師又饋贈了一本他自己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陶瓷篇大作，並有李老師親筆題名，真是如獲至寶。上海之行大獲全勝，滿載而歸。
想想上海之行，上海經濟能夠突飛猛進，除了政策好以外，上海各個行業擁有一流人材和科技人員，他們那種謙謙學者之風，和他們才華橫溢都使人敬佩，和香港的大學相比，對於中國古陶瓷研究，真是一個荒涼沙漠，有天淵之別。連這門課程都未有，更何況其他了。
清明，每逢佳節倍思親，母親去世十多年，每逢在文字上出現了困難，就想起母親的棍子。來到上海就應去給母親上香了，又兼程去大連，一路上顛波勞累又未充分休息，犯了舊疾。給母親上香以後，直撲我的朋友丁國珍。丁先生對中醫心臟科頗有研究，每逢身體不妥，必去求之，十分效驗。他告誡一定好好休息，不想回程時勞累，到香港後又住了五天醫院，才痊癒。
有時頗灰心，在香港研究中國文物學沒有前途，興之所在，也只好掙扎堅持下去，希望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因而鼓起勁來，再寫此篇，《中國歷史上五大官窯》，以供有興趣研究中國古陶瓷的朋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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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內司官窯
北宋徽宗趙佶是一位具高超藝術水平的皇帝，也是飽受恥辱、亡國之君。
《宋史》、《徽宗紀》論，分析徽宗失國之由：“認為他並非如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也並非有曹操、司馬氏之篡奪，而是由於侍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以致蔡京，童貫等先後用事，驕奢淫佚，佳兵勤遠，弄得困竭民力，稔禍速亂，最後國破身辱，他是不能用氣數來推諉自己失國責任的”。它還指出：“自古人君玩物者而喪志，縱欲者而敗度，鮮不亡者，而徽宗甚焉”。
公元一一二七年；北宋是皇帝徽宗因為腐敗，北方金國舉兵南犯，攻佔北宋都城汴京，擄徽宗、欽宗二帝北去，北宋滅亡了。
戰爭就代表災難，社會動蕩，謠言四起，為躲避外族入侵，難民由北到南無日無之，其中包括北宋時期舊官僚，有錢財主，以及平民百姓。難民當中，當然也包括在北宋時期各大名窯的技術人員。汝窯、鈞窯、定窯等，他們渡過長江後，為了生存夢想著能恢復自己的技能，養兒活女生存下去。
皇子趙構，在北宋滅亡前夕，可能受皇命所托，留存趙氏一脈，帶領部分朝中官僚，眷屬徹夜南逃。趙構騎著“泥馬”夜渡長江。輾轉定都臨安，今杭州市。
在中國古籍野史小說中說：“趙構騎著關帝泥塑赤兔馬夜渡長江”。泥馬渡康王。這說明在動蕩社會中謠言四起的特殊時期，為了穩定民心，需要造神運動。封建社會利用輿論“造神”，把趙構說成真命天子，真命天子有神仙相助。這個穩定社會和穩定民心措施可能是“紹興師爺”傑作。
造神運動的成功，趙構是“真命天子”強大輿論的影響下，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各個階層人民為了躲避金人，燒、殺、搶掠、姦淫婦女等暴力統治，形成廣泛的“偷渡潮”，投奔自己人，漢人統治地區的江南。南宋當時偷渡難民中包括汝官、鈞官窯的官僚和技術工人。
南宋社會一面造神，一面和金人和談，稱臣、納貢。社會穩定以後，開始修築宮殿，徵調和燒造宮中用瓷，一方面解決宮中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更為穩定社會和人心的重要措施。因為有了真命天子的皇帝，社會才能穩定，經濟文化在穩定情況下才能發展。
北方來的官僚招用大批汝、鈞官窯的技術人員，以及越窯系當地技術人員，“襲故京遺制”，置窯於修內司造青窯器，名曰內窯（人們習慣了稱修內司官窯而不稱內窯）。實際上修內司官窯包括郊壇窯，內窯兩個部分。不可以把“內窯稱為修內司官窯把郊壇窯稱為郊壇官窯”。因為單把內窯稱修內司官窯，把郊壇窯稱為郊壇官窯就把南宋修內司官窯分割了。這點以後學者萬萬留意。
修內司官窯的建立是戰爭時期產物。修內司是官衙，屬“將作監”，戰時把宮中的窯務由修內司管理。這樣修內司官窯，就應當包括“內窯和郊壇窯”，這樣就避免了爭論。修內司官窯的建立（包括內窯和郊壇窯），既是戰爭時期恢復宮中用瓷特殊產物。與和平時期宮中建立的官窯手段就不相同了。和平時期的官窯制度一定派官監窯生產一個時期宮中用瓷，“供御撿退方可出賣”。戰爭時期的修內司官窯，在民窯的基礎上、強行派官改造，收歸為宮中生產瓷器的官窯。這樣就存在一個技術上問題，必須依靠北方汝官窯和鈞官窯的技術人員為重要主導力量，結合浙江系窯場技術人員建立了“內窯”。置於修內司官衙管轄之下，做為專為宮中生產瓷器官窯。根據出土的殘器和瓷片觀察，“內窯”主要恢復汝官窯製品為目的。造型有折肩盤口瓶、鵝頸瓶、板沿洗，就連《收藏家》雜誌中（二千零一年四月）趙青雲、趙文彬《二十世紀汝窯考古的重大突破》一文中的“粉青釉貼蓮花瓣熏香爐”的瓷片都有，可見汝窯中各種造型無不包括。周教授當時指出：“這些樣品瓷器如果在社會中發現多不被承認”。這句話放之四海而皆準，周教授有感而發一句話，應當包括所有文物學家和自己。因為文物學家不知道所看到樣品的出處和來源的緣故。另外一個原因是杭州內窯出土的仿汝窯殘器，釉色、造型不如真正汝窯精美。但是應當記住出土的殘器不能代表被選入宮的精品。
釉色多種。主要是仿汝窯的天青色，以及越窯系的粉青、青綠以及灰青、老米黃、淡米黃等。也有“色青帶粉紅”器例，只是比汝窯的粉紅濃重。所以才有《格古要論》“濃淡不一”之說。
胎土色比汝官窯胎深灰色。和鈞官窯胎土相比，相差無幾。但是鈞官窯胎土精細、慎密，不存在吸水情況；“內窯”胎土粗松可能吸水。鈞官窯同一器胎土在高溫培燒會出赭黑色，受火輕的胎土是深灰色和“內窯”胎土同出一轍。內窯器物露胎如底足顏色等，和鈞官窯相同。不過鈞官窯叫芝麻醬色；而內窯是鐵黑色和赭黑色。因為杭州當地的瓷土是白色的，當地又盛產紫金土，形成二方配方而形成的。兩種土的配方比例和燒造火溫不同，就形成所謂的“黑胎”。唐先生說“‘內窯’這種所謂的黑胎二元配方是北宋來的技術人員為恢復汝官窯生產時產生的，是過去浙江越窯系所沒有”。筆者讚同這一學術觀點。
開紋片；歷史的唐代三彩、五代越窯，北宋時期的汝窯、鈞窯，耀州窯等陶瓷器開紋線是釉子弊病形成的，不同的紋線和紋片留下不可磨滅的時代證據；南宋時期官窯瓷器開紋片是一種高尚的藝術裝飾內容，他是因為當時瓷器釉子的弊病產生不良的結果，而逐步把紋線和紋片進行藝術加工。
清末、民國和現代仿製南宋官窯和哥窯根本就不知道南宋官窯和哥窯開片真正奧秘。現代學者說南宋修內司官窯的內窯和郊壇窯製品釉厚，多次施釉是為了追求玉的效果，他們說對了三分之一。多次施釉的結果是釉和玉一樣。實際是南宋官窯的開片有弊病，透水、透油。尤其是皇宮中帝王的書房雅具，如果透水、透油，弄污了“龍書案”，監窯官就有被罷官和斥責可能。為了避免燒製成功瓷器透水、透油的可能，第一次燒製成功的瓷器，第二次重新施釉，彌補紋片的紋線；根據器物的用途，和裝飾內容，決定是否再施釉燒第三次。如果是陳設用瓷施兩次釉就完成了，如果是書房雅具，必須燒製第三次。以防透水、透油。或是器內釉厚，器表釉薄，主要根據燒成的器皿測試結果再決定。再是第一次燒製成功的瓷器是否需要做成金絲鐵線裝飾，如果需要做成金絲鐵線，再施第二次等，就多次施釉才能完成。所以，有時看到金絲紋在釉下，鐵線紋較明顯，而百思不解，原因在此。尤其是同一件器物、器內釉色、底足釉色和器表釉不同原因就在這裡。這種反覆施釉，多次燒製的器皿，支燒最為囝難，所以修內司官窯的內窯和郊壇窯的支燒比例減少了，墊燒增多。元代哥窯、龍泉黑胎青瓷的墊燒佔絕對大部分。第一次燒成的器物，第二次再燒時的保護措施相應增加，口沿多有另加支撐點。燒毀於第一次器物較多，第二次施釉燒製的瓷器毀壞較少，所以窯址出土多次施釉的殘片也少。多次施釉另一個表相，我們用肉眼可觀察到，紋片有層次、櫛比狀，以開成花瓣形多層次；古人叫著梅花片。真乃巧奪天工。
南宋修內司官窯的內窯和郊壇窯開紋片的奧秘不揭露，仿製品談何容易仿製成功，就把開片紋奧秘揭露於眾，又談何容易仿製成功。
“內窯”開紋片；和汝官窯略有不同。汝窯開紋片是穩紋，時穩時現；內窯開紋片略為明顯。汝窯紋片是冰裂紋，有的帶有自然黃色；內窯的紋片冰裂紋，部分帶有黃色紋線和汝窯相同。汝窯有直線紋片和魚鱗片這點和內窯相同，有的內窯甚至比汝窯的紋片更美麗，開成花瓣形，古人叫梅花片。
“內窯”紋線；有三種。內窯紋片有的不著色，所謂的冰裂紋。第二種存在自然著色，是指文房用具類，長期接觸墨汁，紋線透水，自然柒成所謂的墨紋；第三種金絲鐵線紋，因為內窯殘器本身有冰裂黃色的紋線，出窯後經過藝術加工後也存在所謂的“金絲鐵線”。這種金絲鐵線，出現在郊壇窯，也有必然聯繫。可以說內窯、郊壇窯的紋線藝術加工說是越窯系技術人員的精巧。唐先生問我：“是否你認為“內窯”的傳世品紋線，被後人藝術美化”。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是絕對存在的。最起碼文房用具是自然著色。筆者問唐先生：“內窯和郊壇窯”存在時間先後問題。唐先生說：“內窯和郊壇窯同時存在”，筆者讚同唐先生這個學術觀點。趙構當真命天子的皇帝，要祭告上天，名正才能言順。過去（北宋）祭告天下，祭器有金、銀、玉器。南宋半壁江山，社會初定，“權以陶木”代替。這給修內司官衙長官很大一個壓力，但靠一個內窯又要滿足宮中用瓷和郊祭用瓷，這個任務十分沉重，一旦有誤就有可能罷官、殺頭之虞；強制把郊壇窯收歸官家所有，完成祭天地大典用瓷。這已有先例，用建立內窯非常手段。更何況郊壇本就在烏龜山，因地制宜，供大祭用瓷又方便，又能如期完成任務。戰時非常手段把郊壇收歸官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筆衡、雜錄》“後、郊壇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新窯指郊壇窯，舊窯指內窯，時間只是相差幾年略有先後而已。而不是明清文獻的解釋，內窯結束以後才建立郊壇窯。根據現代科學發掘內窯和郊壇窯的大不侔的解釋，是指內窯為恢復汝官窯，是以北方官僚、技術人員為主體古拙精美之物；郊壇窯是以浙江系越州龍泉技術人員為主體生產帶有浙江越窯精美之物為別。
郊壇窯紋片的著色，器物花瓣口，多面、多角、多棱，表現浙江人的聰明，精巧。也必然影響內窯的工藝，所以內窯產品中也出現帶有花形，花口、多面、多角、多棱，紋片塗色精美越州窯風味的宮中用瓷。
內窯的燒成工藝有支燒，和汝窯相同。不但有細小芝麻釘，也有較粗大支釘痕。因為多次上釉、多次支燒，留下多次支燒痕，並有穩定措施支撐點痕，以免因為不穩定而燒廢。口沿邊有個穩定支撐釘痕，有的內底和外底都有，重燒支釘痕，並有“吊燒”痕。汝窯就看不到這個現象。底足平切為墊燒，有的底足斜切，形成刀刃狀，和郊壇窯、元代老虎洞窯相同。郊壇窯還有支燒墊燒相結合的燒法。
“內窯”是什麼原因結束的？
南宋時期皇城火災頻仍，史載南宋寧宗嘉泰年（公元一二零一至一二零四年）臨安府城發生幾起嚴重的火災，尤其是嘉泰四年，火災極為?重，連修內司官衙都被燒掉了。可想而知，宮中徹夜大火必然惊動朝廷，皇上必然追究失火原因。中國人有莫須有罪名；修內司官衙長官和有關官府必然向皇帝奏明失火原因，用什麼理由推妥失火的責任，免被追究殺頭罷官之罪呢？用的莫須有理由，可能又是紹興興爺的傑作，把失火的原因說成窯場飛來火星引起的，因而可能是皇帝命令結束內窯燒造宮中用瓷，集中在郊壇一起管理，一起製作，從此以後郊壇窯完全是浙江系風格，取代汝窯系風格而獨樹一職官窯品格瓷器。郊壇官窯的命名才正式成立。實踐是撿驗真理唯一標準
我們回過頭來看用實踐是撿驗真理唯一標準的方法，撿驗古文獻的記載正確部分。
南宋末期人，顏文薦《負喧雜錄》、葉真《坦齋筆衝》記載：“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逐命汝州造青窯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窯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窯質頗粗厚。政和間，京師自置窯燒造，名曰官窯”。
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遺制，置窯修內司，名曰內窯。澄泥為范，極其精緻，釉色瑩澈，為世所珍。後，郊壇別立新窯，比舊窯大不侔矣。余為烏泥窯，金姚窯，續窯皆非官窯比，若謂舊越窯，不復見矣。
北宋部分我們已撿驗過了，北宋建立官窯前把全國著名青瓷窯作了謹慎對比，汝窯為魁，所以京師決定自置窯燒造，因而建立汝官窯。
邵成章其人頗具爭論，但是必然有其人。沙孟海先生的考證，不能說是全面的。南宋距今八百多年，今人根據點點之文獻記載，本身就不全部可靠。邵成章在洪州被金人所獲，寧死不降，金人念其忠義，不忍殺之，以後是否去杭州？喪家之犬，都念故主，何況人乎？以後非常可能邵成章去了杭州。尤其是本時代人說本時代事當然不會錯。沙孟海先生距南宋八百餘年，他的論述當然不如南宋人顧文荐，葉真先生權威，這點不會錯。
“內窯”風格襲汝窯風格，“襲故京遺制”。由修內司官衙管理。先成立“內窯”，後建立郊壇窯，統稱為修內司官窯。內窯和郊壇窯都是“襲故京遺制”產物，前者是汝窯風格，後者是越州窯風格較重，所以“大不侔”。內窯澄泥為範，極其精緻，釉色瑩澈，為珍所珍。有的是模具生產的，根據現代科學考古、發掘一字不虛。因而被證明是可靠文獻資料。
再撿驗一下明初曹仲明《格古要論》：“宋官窯器，宋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濃淡不一，有蟹爪紋、紫口、鐵足，色好者與汝窯相類”。
明初的《格古要論》作者曹仲明先生是歷史上第一位技術鑑定修內司官窯理論家。說明曹先生真正見過南宋官窯器。但是曹先生論宋官窯沒把“內窯”和郊壇窯分開兩條論述，他所說修內司燒者其中是“內窯和郊壇窯”的統稱。他所看到修內司燒者“土脈細潤，色青帶粉紅”指的就是內窯。在杭州見到的內窯和香港私人藏品確是帶粉紅色，和汝窯粉紅相同，但比汝窯濃重。也有瓷器釉面不帶粉紅色。
紫口鐵足在杭州和唐先生、周先生等學者達成共識，開紋片紫口鐵足是浙江特產，別無分號。南宋時期內窯、郊壇、龍泉大窯、瓦窯?、溪口、越州低頭岭，以及元代哥窯，都是開紋片，紫口鐵足。但是在“內窯”中除了天然形成的紫口鐵足外，還有人為的把口沿釉刮去一周，看到胎土黑色的紫口鐵足例子。
撿驗明宣德時期《鼎彝譜》……內窯所藏柴、汝、官、哥、鈞、定各窯器皿，款式典雅者寫圖進呈…計二十有九種……。明宣德時期認為歷史六大名瓷的排列，把官窯排在第三。這個官窯器指的是那個官窯呢？筆者認為指的是“為世所珍”的南宋官窯，就是修內司官衙屬下的“內窯和郊壇窯”而不是指北宋汴京官窯，因為北宋兩個汝、鈞官窯分別列第二和第五位。其中把元代哥窯列在第四位，毫無疑問“為世所珍”者排在第三。汴京官窯從所謂傳世品來看，遠不逮南宋的官窯器。可以說是三、四流之物罷了。
其餘的明清以後的民國和現代文獻，都來自《筆衝》、《雜錄》，只是理解中國文字定義出現謬誤罷了。
中國古官窯最美麗青瓷－修內司官窯
“襲故京遺制”，從修內司官窯的內窯（老虎洞）遺址發掘出土的殘器中我們發現：內窯，我們俗稱的修內司官窯的殘器證明，是襲故京遺制，汝官窯，而不是汴京官窯。
什麼叫“大不侔”，根據發掘出土的殘器和殘片；我們發現，修內司官窯的內窯是北方官僚和北方汝官窯技術工人為主導，結合浙江越窯系技術為輔而生產官窯器。同時有她有汝官窯風格，和浙江越州窯系風格。汝官窯風格的產品和郊壇窯風格大不相同，才叫著“大不侔”。因為郊址窯收歸為官窯是在內窯以後，而郊址窯的主要技術力量是以浙江越窯系技術力量為主，因而帶有濃重越州窯系的風格，釉色不同，但總的仿古風格是一致的。襲故京遺制。
南宋修內司官窯，公元(1127-1278年) “寶用”銘文鑲扣金邊小洗，口徑13.6cm-13.9cm底徑12.4cm，高3.8cm。口沿不規則，修胎不平整，施釉不均勻；但“一鳴驚人”飛入內廷伴君王。主要靠釉色。 精美。真正達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罄 ”。“寶用”銘文小洗的底足。平底，四個支釘支燒有縮釉點。底有凹下大氣泡形成‘水眼’狀。 汝官窯仿古造型古拙典雅；修內司官窯仿汝官窯古拙、典雅，但浙江越窯系風格精巧、精美特點。
汝官窯主要釉色是天青、天藍，古撲，秘寂，並含蓄；內窯仿汝窯釉色，天青，天藍“濃淡不一”，“輕薄”。“色好者類汝窯”。但有的釉色艷麗，是中國古官窯最美麗青瓷。有的很相近汝窯天青色；浙江越窯系風格有古秘色和淡綠色等。
汝官窯釉光是玉的效果，不透明；修內司官窯內窯是玻璃釉和浙江越窯風格相同。
汝官窯釉是瑪瑙末為釉，釉中有瑪瑙折晶相寄付在釉面；修內司官窯的內窯不存在這種現象。
汝官窯的釉開紋片是釉一種弊病，時隱、時現，是無色冰裂紋，有直線紋和魚鱗狀兩種。內窯釉開片也是釉的一種弊病，但是開裂明顯，眼可以清楚發現，也是一種無色冰裂紋，但有的天然著色，成為淡黃色。浙江系越窯風格人為有意開成著名的“紋路和紋片”。精美、精巧。根據藝術美的發展，有的被人為做成“金絲鐵線”。有的開成梅花片，有的開成網狀紋。紋片開裂精美而種多。並是多次上釉，多次燒結的。汝官窯口沿、棱角是姜黃色；修內司官窯內窯不存在這種形象，但口沿和棱角呈色淡而粉紅。而浙江越窯系風格，口沿棱角釉薄處色紫，有的是紫口、鐵足。呈浙江系越窯風格絕對特點。汝官窯器足外撇，和女人裙子一樣；內窯足圈器不明顯，或是不外撇。
南宋修內司官窯，公元（1127-1278年），折肩、細頸，盤口翻沿瓶，高14.5㎝，平底支燒，開魚鱗片，釉面有黑斑或黑斑點，鑲銀邊，年久銀鏽呈黑色，配淡綠湖水的誘人色彩釉面，美哉。
汝官窯支燒呈“芝麻花”狀，分瓣；修內司官窯的內窯支釘有的大，有的小不規則。更沒有汝官窯的‘矽化’現象，也不分瓣。
汝官窯釉色帶粉紅色；修內司官窯的內窯，口沿、棱角、釉面粉紅色不明顯，“濃淡不一”。
汝官窯釉面的所謂蟹爪紋是釉面有孤立的洞洞，修內司官窯的內窯釉面也有所謂的蟹爪紋是鬃眼現象。
汝官窯釉內大氣泡如星，小氣泡如珠，但都是孤立而稀少，因有寥如晨星之稱；而修內司官窯中內窯釉內氣泡大小不一，普遍性存在。
汝官窯是蘸釉和修內司官窯的內窯也是蘸釉，並且都有縮釉現象。浙江越窯系上釉多種，有的上釉達三次之多。
汝官窯胎是深灰色、灰色、淡灰色，灰白色，是取之當地瓷土；修內司官窯的內窯胎色也是深灰色、灰色、淡灰色，是當地白色胎土和紫金土兩元配方。浙江越窯系風格的配方紫金土量較大，多呈鐵灰色、深灰色，所以有浙江越窯風格古秘色和淡綠色、灰青色、粉青的釉色。汝官窯的銘文有奉華、蔡，當然也有其他銘文不被發現；修內司官窯的內窯銘文是“寶用”二字。
【寶用】宋代瓷器款識。見於窯菊花式盤。以黑褐色篆體直書於器底釉下。《中國古代瓷瓷器鑑賞辭典》
南宋修內司官窯水仙盆，最大口徑19.8cm，高8.8cm。公元1127-1278年。 “這是近年來出土的關於宋青花的材料，但是這兩個材料尚不能作為宋代青花的可靠實物證明。抗日戰爭前古物陳列所曾經展出過兩件宋哥窯葵瓣口盤，兩件盤子底足內都寫有“寶用”兩字，字體仿銅器銘文，呈現的色調是青花顏色，當時研究瓷器的人都認為是青花，但這兩件瓷器，現已被（劫）往台灣。還有一件流往國外的宋哥窯盤也同樣有“寶用”（可參閱大維德《中國陶瓷圖錄》圖版三十二） 二字，不過色調為褐黃色，這可能是含雜質過多或施釉過薄所致。根據這兩件實物，我們可以知道宋代已經開始用鈷礦來作著色劑裝飾瓷器了“馮先銘：《古瓷探真》
根據馮先銘先生論述，南宋“哥窯”有三隻盤帶有“寶用”銘文（哥窯是修內司官窯中一種又一鐵證）。因為“寶用”、“上用”都是歷代皇帝用的特殊銘文。
汝官窯製做工藝手工精緻，手工藝不明顯；修內司官窯內窯手工藝明顯。說明當時修內司官窯內窯的建立非常匆忙。鑲嵌金、銀、銅口沿
南宋修內司官窯的內窯純是，“襲故京遺制”的產物。腐化、侈奢是其主要特點。
南宋時期瓷器鑲口沿工藝，完全承襲北宋官窯汝官窯的工藝，而不是承襲所謂的汴京官窯。唐末、五代浙江省的越州窯生產了舉世聞名，名列當時首屈一指的秘色官窯器；南宋時期的浙江又生產了當時“為世所珍”修內司官窯的內窯和郊壇窯青瓷，列入全國之首的青瓷器。從現代人審美眼光來看，中國宋代最美麗釉色瓷是修內司官窯內窯生產天藍官窯器。和汝官窯相比各有千秋，或者比汝官窯更美麗，這是世人所不知道的。盡管大家都知道古修內司官窯內窯被證實存在歷史中，但又有誰保存真正修內司官窯內窯的傳世品。我們也非常懷疑被鑑定汝官窯傳世品中，可能也有修內司官窯的內窯製品。包括台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汝窯二犧尊”在內。
